揭露林彪、江青集团由勾结转为争斗的真相，戳破江青声称其与林彪集团斗争的虚假陈述，我们通过中央“林彪、江青集团两案审理领导小组”办公室一组取得联系，并特地与林彪集团的核心成员、前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进行了深入交谈。
吴法宪，一位身材矮胖的老者，其形象与人们心中威武的将军形象相去甚远。在隔离审查的日子里，他的饮食并未受到苛待，活动量也相对较少，或许正是这种无所事事的心态，使他逐渐膨胀，成了一个圆润饱满的球体。
他的态度尚可，诚认自己罪恶滔天，对党、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，即便对党和政府提出严厉批评，亦不过分。
在面对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时，他总能依照事情发生的逻辑顺序，逐一详尽地解答。他的言辞耐心而细致，我们亦能感受到其中毫无任何狡黠之态。他尽力与我们缩短距离，拉近关系。一般情况下，交谈双方除却相隔一张桌子外，尚有四五步的距离，此乃管理层出于防范行凶事件而做出的安排。然而，在审讯吴法宪时，他却一边回应我们的提问，一边轻轻移动木椅。经过吴法宪数次挪动木椅，他的椅子最终与我们的桌子紧紧相贴，使我们得以伸手触及。
吴的性情总是洋溢着愉悦，言谈举止宛如在述说一则故事，脸上始终挂着温暖的微笑。他时而戏谑自己与同伙间的荒谬之举，时而辛辣讽刺江青集团那些文过饰非、武断专行的角色。然而，提及自身，他却显得颇为尴尬，仿佛那些话语难以启齿。
吴法宪与江青集团成员确有显著区别。他昔日在为我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岁月里，南征北战，勇猛冲锋，曾与代表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展开了殊死搏斗。谈及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众多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，其中甚至涉及他自身的过错与罪行，言及此事，心中不禁充满痛楚。这番话语，是他真情流露的体现。
吴法宪的境遇演变，关键在于一个“变”字。他由人民的功臣沦为人民的罪人，并非仅仅是出于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权力的渴望。他竭力讨好林彪、叶群，乃至他们的儿子林立果，即便身为年迈之身，也亲自搀扶着健壮的林立果攀爬长城。这一行为，正是他内心中封建依附思想的体现，在特定环境下得以滋生并恶性膨胀。
在1970年8月21日那天的庐山，一场历史性的合影记录了李作鹏、林立果、邱会作、叶群以及吴法宪五位人士的珍贵身影，从左至右依次排列。
林彪与江青之间的勾结，大致始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，即林彪委托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事件。
彼时，林彪企图借助江青的独特身份，而江青亦意图利用林彪的特殊职位（虽身为国防部长，林彪亦无法擅自调动我国所有军队）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江青屡次宣称要请一位“神”，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江青与林彪的勾结关系。随后，林彪、江青、康生等人密谋策划，推出了旨在歪曲、篡改党的历史，并为篡党、篡政、篡军夺权服务的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》。
吴法宪指出，该事项原本委派他负责组织撰写团队，事先明确指出可以撰写的内容，以及禁止涉及的范围，并规定了哪些人可以参与，哪些人不宜参与，以及每个人应如何撰写等内容。他们所追求的，实质上是一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，以及脱离我国人民革命斗争实际的历史虚构之作。这份虚构的历史稿件，最终竟沦为林彪、江青集团用以攻讦他人、庇护同伙的工具和护身符。
吴法宪曾言，即便是一件如此微小的事物，林彪与江青集团亦玩弄了两面手法。他们不仅指派吴法宪组建一支负责撰写绝密文件的团队，还在高级党校秘密设立了一个写作班子，秘密炮制了另一份文档。自江青、康生与聂元梓联手制造出那张所谓“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”（实则是一张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诬告大字报）以来，至1967年1月，他们又策划了所谓的“上海一月风暴”。一股夺权之风从上海席卷全国，江青集团的势力因此日益壮大。他们乘势而动，广泛安插亲信，夺取政权。然而，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，由于与林彪集团在利益分配上存在分歧，这也引发了林彪集团内部一些要员的不满情绪。
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，林、江二人由合伙转为分裂。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见江青、张春桥将手中所能控制的各色造反派首领、打砸抢分子、流氓分子，一一塞入九大代表及中央委员会之中，却对林彪集团所掌握的造反派首领、打砸抢分子置之不理，心中愈发愤懑。因此，黄永胜、吴法宪便暗中联络，邀约部分人不对江青集团的部分头目投以选票。
临近计票环节，江青与康生一众察觉到各自票数有所下滑。康生勃然大怒，即刻将汪东兴同志唤至身边，急切地质问缘由，并要求彻查票数，对照未投他们票者的笔迹，企图查明究竟是谁导致了这场混乱。
林彪、江青两大集团，由起初的违法乱纪，携手谋取篡党、篡政、篡军夺权，逐步演变为分道扬镳，直至公开竞相争夺权力。
陈伯达担任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的领导职务。然而，该小组的成员，诸如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等人，均由江青与康生一手挑选，无一服从陈伯达的指挥。更有甚者，江青还借“中央文革”的会议之机，对陈伯达进行排挤，使他遭受公开的羞辱。
孤立无援的陈伯达深知林、江两派之间的矛盾终将引发决裂，因此选择投奔林彪。
林彪和陈伯达
林彪曾言：“笔杆子与枪杆子，皆为夺取与巩固政权之关键。”在他看来，麾下之枪杆子足以应对，而笔杆子则显得稍显不足。客观而言，陈伯达确实著有几部著作，并非如某些文章所述那般文辞不通（当然，在其作品中，个别文句或许存在不通之处）。
陈伯达遂投奔林彪麾下，林彪与陈伯达一拍即合，双方各有需求，均感欣慰。在林彪的力挺下，陈伯达得以在多个部队进行演讲和活动，从而与林彪结成了紧密的联盟。
于江西庐山举办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，林彪、陈伯达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叶群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人，连同一些被裹挟的中央委员，故意忽视毛主席曾六次明确表示不适宜担任国家主席的立场，强行提议设立国家主席职位，并将此议题提升至决定是否支持此主张即成为“革命与反革命”的分水岭的高度，乃至将其视为“革命与反革命”的界限。当然，这些人的动机各异，其中不乏阴谋家和野心家，他们以树立毛主席的形象为名，实则意图提升自身地位，或是寻求个人庇护。另一些人则不幸被卷入了林彪、陈伯达的阴谋之中。
投身于险恶之途易，而脱离其中则艰难万分。观察多数干部的境遇，他们往往不幸地陷入了上当受骗的困境。
另一方，是以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等人为主的。他们知道毛主席多次说过不当国家主席，也情知他们几个人这时难以当上国家主席，于是，他们顺着毛主席的话，也反对设国家主席。由此，两个罪恶集团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和互相坑害。
林彪、陈伯达虽然说毛主席是天才，应当就任国家主席，但是早就有人暗地里宣扬过，林彪是个天才（林彪自己也说过他的儿子林立果是天才），应该当国家主席。叶群就对她的同伙说：“不如此，把林彪往哪里摆”。真是一语道破了“天”。
尽管如此，林彪、陈伯达公然高举的旗帜，仍旧是对毛主席天才般的颂扬，并坚定地支持毛主席执掌国家主席之位。此举无疑将江青、康生等人置于一种极为尴尬且被动的境地。
林彪与江青两大集团实力相当，斗争激烈，彼此难分伯仲，宛如一座天平，其重心正逐渐向林彪集团一方倾斜。面对这样的局势，毛主席公开发表了意见。表面上看，毛主席的批评对象是陈伯达，实则他亦是在对林彪“大有炸平庐山，停止地球转动之势”的野心进行严厉谴责。
在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，与会干部纷纷对前些年盛行的共产风、浮夸风、平调风等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。这些问题遂成为大会的核心议题。刘少奇同志提出了一个关于天灾人祸的观点，强调人祸在灾害中占据主导地位。尽管毛主席对此表示认同，但在思想上似乎仍有所保留。
在这种特定背景下，林彪发表了一篇与大会对共产风、浮夸风、平调风等精神倾向的批评相对立的讲话，从而赢得了毛主席的青睐。然而，自他担任国防部长以来，尤其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之后，他的行为显得过于狡猾，反遭其害。他对毛主席的过分颂扬，诸如称其为伟大的领袖、导师、统帅、舵手，甚至断言毛主席的话胜过万句，尤其在他广泛搜集的所谓“政变”经验，显然难以蒙蔽那位拥有深厚革命斗争经验的毛主席。他的种种举措，不禁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。
毛主席在致江青的密信中，早已对林彪抱有重大疑问。尽管他持续赋予林彪显赫的职位，乃至更高的荣誉，但始终如一地密切关注着他，深入剖析他的行为。
自延安时期起，毛主席就对陈伯达持有不满。在庐山会议上，林彪与陈伯达意图将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扳倒，此举亦让江青处境尴尬，而这正是毛主席所不愿见到的局面。因此，毛主席对陈伯达给予了严厉的批评，实则矛头直指林彪。这一举措，使得林彪集团顿时土崩瓦解，一蹶不振。
对于这场斗争，后来有人将其称为林、陈集团的理论核心，将设立国家主席视为其政治目标。当时的他们，意图显然是想取代毛主席的领导地位，夺取其权力。然而，这似乎只是一种在问题发生后形成的说法。因为任何反对毛主席的行为，都必然会引起全党、全军、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。单纯地说他们反对江青、康生等人，是无法达到让全党、全军、全国人民普遍愤慨的效果的。在那个时代，整个中国的每个角落，都还没有任何势力敢于公然与毛主席的丰功伟绩、崇高威望、卓越智慧和强大力量相抗衡，更不用说推翻毛主席了。
林彪和江青
林彪、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，都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以售其奸的。林彪和陈伯达的所作所为，主要还是与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在搞个人迷信上作竞争，在争宠争权。在争取更加优越的地位和条件上削弱对方，以便在身体多病、年老体衰的毛主席身后，夺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。林彪、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，在各自都意欲要求对中国进行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这一罪恶目的上，是完全一致的。
林彪企图推行“父传子”的陈旧模式，宣称马、列、毛、林，他的儿子林立果将成为第五个重要里程碑。此行径旨在推行一种结合封建与资本主义的邪恶统治。
江青公然宣扬吕后践行了汉高祖的政策方针，武则天则承袭了唐太宗与唐高宗的优良治理。然而，实质上江青所图，不过是为实现女皇之梦，意图推行封建法西斯的统治。
在庐山会议上，他们公开翻脸，激烈争斗，伤痕累累。尽管都声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，却迎合了毛主席当时的一些“左倾”观念，以此博取信任。然而，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渴望模仿封建皇权中的父传子、妻承夫位的传承模式。
自庐山会议落幕之后，毛主席南巡至各省，亲自召集地方与军队的领导人士举行会议，就林彪的相关问题向部分同志进行提醒。此举源于林彪、陈伯达等人所涉问题，在当时成为了亟待解决的紧迫议题。毛主席精准地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。
林彪、叶群、林立果等一众人物，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和转变。那份名为《“五七一”工程纪要》的政变阴谋，乃是在林彪掌握了毛主席的行踪与策略后，狗急跳墙所策划的一场孤注一掷的反革命罪行纲领及计划。其中前段，反映了他们对推行极“左”路线者必将失去群众支持、不得人心的认识，其意图在于一旦阴谋得逞，用以收买人心。而真正揭示其阴谋本质的，乃是纪要中的后半部分，它为他们实现阴谋提供了行动指南。
然而，在林彪集团被彻底摧毁之前，《“五七一”工程纪要》不过是埋没于尘封的文件。恐怕只有林彪、叶群、林立果、周宇驰、余新野等寥寥数人知晓其实情。当陈伯达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被问责时，均称未曾目睹此物。根据事实与时间的推敲，这种说法看似合理，亦颇令人信服。
《“五七一”工程纪要》对过往的“左”倾思想进行了强烈抨击，乃至对“文化大革命”进行了批判。然而，正如俗语所言，揭开了掩盖之物，难道还能视而不见其后的狼尾吗？林彪、叶群、林立果等人长期的行为，从林、江的合谋到分裂，直至1971年9月13日，林彪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武装政变篡权，阴谋败露后，林彪逃亡途中飞机坠毁于蒙古国温都尔汗。这难道不是以极端的“左”倾手段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吗？显而易见，这一切均是为了谋求个人名誉的欺骗。
我国广大民众与干部都深知，国力衰微、民生凋敝之局面的形成，固然主要归咎于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历代统治者、北洋军阀、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，以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，不能完全推脱责任，更不能忽视林彪、江青集团的破坏和扰乱。在国际舞台上，我国长期实施孤立政策，也饱受其害。相较之下，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行为并无二致。故而在林彪夫妇、父子于蒙古温都尔汗自曝其短、自我毁灭之际，党内党外公之于众《“五七一”工程纪要》之时，尽管该文件表面上指责“左”的错误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弊端，但民众立刻洞悉这不过是林彪集团为笼络人心、实现篡党篡政篡军目标所施行的欺骗手段，因此对其深恶痛绝。林彪集团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的行为，无不借毛主席“左”的路线之过，将其推向极端，旨在制造全国混乱、篡党夺权。因此，周恩来同志提出批判林彪、陈伯达，纠偏“左”的错误，以消除其负面影响，是从实际出发，极为正确的决策。
然而，若对林彪、陈伯达的“左”倾思想进行批判，便不可避免地会联想到江青，进而触及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话题，这却是毛主席所不赞同的。毛主席曾明确指出，林彪试图篡党夺权的行为属于右倾，且是极其严重的右倾。毛主席的这一论断自有其道理。鉴于《“五七一”工程纪要》中诸多内容均显露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倾向，此言非虚。
在我看来，应将思想倾向上的偏差与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行为区分开来。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行为，不论其表现是偏“左”还是偏“右”，本质上都是利用某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作为工具，以实现其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。至于错误的思想倾向，通常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。对待这些错误思想倾向，应当耐心引导，揭示其危害性，帮助大多数人摆脱其束缚，并且是自觉地进行自我解脱。